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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回忆——我与“太原市三五金厂”的

作者:admin 时间:2019-11-25 21:34

  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老百姓值得记忆的年份。那一年国内外发生了太多的事件:文革硝烟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生复课,工人复工;《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用思想统帅一切》;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上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国家;与苏联发生珍宝岛事件,中共九大宣布为的接班人;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就在这年的春天,我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位于太原市庙前街东南口的一个只有二三百人不起眼的小工厂里。当时一起分配到厂里的转业军人有20几人,社会青年60几人,可转业军人最后报道的只有5人,口▲=○▼包括我的弟弟。可见当时军人是有再挑选再分配的余地,而社会青年找工作的不易。我那时也抱着以后有机会调入大企业的想法,可没成想到在这个小厂一干就是20多年!几十年以后,我们一起来的5个转业军人,一人去世,两人调走,只有我和闫纪富两人坚持到从这个小厂退休。

  我的故事往后搁,先说一说我们厂的前身,我拜访了1959年就参加工作的徐淑香师傅。她说,那时正值,大炼钢铁的火红年代,工人们不分昼夜的大干、苦干。当时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也跃跃欲试,和她同在太原八中的一位女同学就去厂里报了名,十四五岁的她们就被录取了。感觉那个时候找工作非常容易。据她说,这个小厂当时叫“太原车距厂”,属于街道工厂。厂址就在庙前街一号,厂长的名字叫张安文。后来又与郝庄的一个农业化学厂合并,因为离市区远,她们就住在郝庄。干了几年,厂长又带着人马回到了庙前街一号,起名为“太原市三五金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工人们在厂里吃大锅饭,干粮少,人们吃不饱尽是喝汤,许多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文革期间,厂里面也是两派,那时候许多大厂矿停产闹革命,闹得非常厉害。我们厂没有停产,我们停不起,自负盈亏的小厂,谁给我们发工资啊!

  其实,比徐师傅来的更早的一批人,技术高超的王仁德师傅们,他们应该更了解这个小厂的来历,如有机会可以慢慢讲述。

  从1959年算起,十年后的1969年,我们这批告别军营告别学校的年轻人走近这个属于“手工业管路局”简称“手管局”管辖的小企业,给这个简陋的工厂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记得那时,我每天早上带着厂里民兵(那时是全民皆兵,车间按班、排编制)连跑操,我在前头带队喊着“一二一,一二一”的口号,大家绕着庙前街的“大关帝庙”,到西羊市,解放路再从馒头巷绕回来,个个跑得满头大汗,但大家意气风发精神饱满。跑操时间虽然不太长,但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兴奋。那年厂里把我们安排在傅家巷一号院作为几个复转军人的单身宿舍,所以我仍然像在部队一样,早上领操非常方便,时间久了,周围四邻五舍的住家户和我们熟络了起来。当年在庙前街周边提起“大吕子、小吕子”就是指我和弟弟。

  还记得八十年代,厂里组织过文艺队进行文艺演出,有苗丽珍、半个世纪的回忆——我与“太原市三五金厂”的故事陈换娣等漂亮的女孩子唱歌跳舞。记不得哪年和钉锅社合并后,▪️•★单位去了王村,参加市里正月十五闹红火。▲●我们厂组织了几十号人马,组成秧歌队,扮成大头娃娃各种人物,扛着彩旗,敲锣打鼓从王村出发,经过“大华剧院”,走五一路到山西省政府门口表演一番,再绕到新建路太原市政府的门前红火一番,然后坐上大卡车回到王村的厂里。大伙虽然很累,但我们都是兴高采烈,热心参与。那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丰富,小厂里的资金有限,不是每个单位都能办的起,可能那是我们厂最辉煌的时期。现在想起来我们厂很是了不起!

  据李素荣回忆,1969年,那时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不好找。他们10个人(厂外5人,子弟5人)被招了进来。她被分配在喷漆组。(大约74、75年)那时为了备战备荒,成立了军工车间,代号为“708”组。厂里接了一批军工任务,为军区做“机匣盖”。她说,我们厂虽小工种齐全,老一辈师傅们的手艺、工艺在太原市是出了名的。八级工匠大师傅田炳南,二师父王宝金还有吕光明、张凤峨、邢三货等师傅组成了班子,完成了任务。大约是1976年吧,我们厂要和订锅社合并,厂址就到了王村。素荣怀着孩子,上班路太远就调走了。回忆着往事,素荣对老厂和老人们怀着深深的眷恋,不由得让我感动。

  这张照片是1971年我和师傅,徒弟们的珍贵留影,那时还是以“班、排、连”编制。从左到右第一排:郭凤兰 武天更 娄珍莲

  中间一排:左三吕亮明,其余三人为古交“各撒公社”(不太准)派来我厂学习技术的工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在太原市建筑机械厂工作期间,凭着自己在部队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的军人作风,年轻力壮又懂些技术,也是单位的中坚力量。单位为了几百号职工的生存,每年都要去外地参加展销会、订货会或出差推销厂里的产品。如:钢筋调直机、水泥搅拌机、锯石机、磨平机、磨损机、特拉桶等等。 那几年,我和同事葛永福、李连生、郭贵宝,尚惠来等人去过不少地方,东北地区去的最多,哈尔滨、长春、大庆等城市都去过。

  那些年,在石家庄是开订货会和展销会,去大庆、天津、新乡、大同等地是修理机械。那时出差,非常辛苦不说还闹出不少笑话。在哈尔滨我们看到一堆一堆的黑不溜秋的就像咱们太原煤场的煤球,但是比煤球又大。当我们走进一看,哎呀,原来是硬邦邦的冻梨。有时想找一个商店,非常难!冬天家家户户都是大门帘,分不清住家户还是商店。▼▼▽●▽●和同事们出去,为了节省,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记得在大庆,我们在一家饭店要了一斤饺子,一个人半斤哪能吃饱,于是乎将人家桌上的两瓶醋就着饺子喝光了,◆▼老板问我们哪里人,我们说山西人,老板听了哈哈一笑说,醋篓子!回来报销后,还挣了几块钱。还有一次出差,买不上回太原的车票,老婆和孩子在家还等着我过年呀,到了腊月二十八才灰头土脑回到家,想想过去的事即好玩又心酸!有一年夏天我和大宝去天津一个建筑单位修理机器。那时候的天津哪像现在也很土,人家厂长好心让我们看露天电影,晚上的蚊子叫个多呀,没办法厂长叫了一个工人,他们一左一右拿着芭蕉扇不停地给我俩赶蚊子,弄得我俩怪不好意思……每每想起,不由得苦笑一番。

  还记得那年冬天和大宝还是贵宝去哈尔滨。老婆知道我要去东北,听说东北那里经常有冻掉耳朵的事,立刻就去小北门军区的一个专卖店给我买回来军人的大头棉鞋,军帽、军大衣。厂里面还交代我俩一个秘密任务,一人扛一箱山西汾酒,给厂长等人送见面礼!呵呵,过去不敢说,那可是贿赂罪啊。现在想起来,那时就有“腐败”了。唉!违心为厂里的生存做事,大家心知肚明嘛。我们坐着绿皮火车,扛着汾酒来到了东北。啊!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寒风刺骨!什么叫冰天雪地!看着人家东北人个个穿着皮衣、皮裤,带着皮帽、皮手套,我俩就那一身棉衣,几乎被冻僵,当天晚上两只脚就被冻的又红又肿!没有吧耳朵冻掉也是万幸了。对方看到我们厂的诚意,在订单上自然又增加了数量。那年月受的罪,为的是大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有了全国各地的订单,我们厂的日子就好过了。那些年由于工艺落后,设备简陋,加重了我们工人的体力。记得有一年厂里接收了一批煤矿做釉型支架,三车间做大件,我们二车间做小件。(下面就是前几年我爱人在太原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出了我们当时的场景)

  记得三十多年前那个烈日炎炎的夏天,我和丈夫都是不到四十的中年人,我们共同奔波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那年,我从企业调入新的单位,也想施展才华为单位做贡献。我是多么希望丈夫能多关照些家庭、孩子,助我一臂之力。可是,事与愿违,那个夏天,他不仅是不同往常的早走晚归,而且有时候在厂里连轴转,即使回了家,倒头便睡,说实在的,我想发火的机会也没有。我窝了一肚子的怨气和不满。

  那天晚上,丈夫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家,我逮住机会,怒气冲冲向他发问:你要不要这个家了?你是和我们过还是和厂里过?“谁说我不要家了?”丈夫克制着说,“那你家也不管,孩子也不管,我也有工作也有自己的事业,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大声地发泄,越说越激动,脸上挂满了愤怒。我还以为他会服软,结果意想不到他也愤愤说了一句:“我就是和厂里过了!”说完,头也不回就去了厂里。我当时气得差点晕了过去,泪水充满了眼眶。

  过后我才了解到,那个夏天,厂里揽到一批给煤矿做铀型支架的任务,量大时间紧。也不管伏天不伏天了,待分配了任务,丈夫带着他们组十几个工人,每天围着那个用耐火砖砌成的两米长,一米多宽的炉火旁作业:将大约10几个毫米厚的钢板放在炉火中烧软,然后放在液压机模子上加工成卡子。

  想想,在炎热的伏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工作,还觉得酷暑难耐。爱人厂里的工人围着一两千度的火炉子干活是什么滋味?丈夫和几位男同胞光着膀子,干着较重的活,用大钳子夹着钢板在火中烘烧,他们个个汗流浃背,满脸通红,脖子里围着毛巾不停地擦汗;女同胞则跑来跑去传递着烤红的钢板,短衣短裤,虽然头上顶着湿毛巾,但汗水还是湿透了衣服。那成千上万个炉火中做出来的配件,需要他们吃多少苦,流多少汗,要有怎样的信心和耐力才能完成?别说现在的人了,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干这种工作,也叫人佩服吧!

  过了几天,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妈妈,我的作文得了优,老师表扬我了。”那天晚上,等孩子们熟睡后,我打开了儿子写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我的爸爸是个工人,以前我并不知道爸爸在工厂是做什么的。我学习不认真或调皮捣蛋时,他就以“武力相加”,我非常不满。但前些天我偶然去爸爸厂里玩,看到了爸爸在炉火跟前做工,他被火烤地浑身冒汗,红红的脸上和胳膊上都脱了皮。爸爸的工作又苦又累,可是为了我们家,为了我和妹妹,他不怕任何困难,他在我的心目中变成了好爸爸。•●我有这么好的爸爸,我很骄傲!

  读完儿子的文章,我顿时眼眶湿润,愧疚、心痛、★▽…◇感动之情涌上心头。老吕,对不起!是我错怪了你。

  那些年,我们厂为建筑单位制作的机械产品从划线、装配、喷漆、包装到发货都是按人头下任务。每台机械都是很重,体积也大,比如锯石机的水盘就有200多斤,一般情况下都是两个男的搬动,恰好那天只有我一个男的,于是我的师傅(女)娄珍莲,就过来帮忙抬水盘,结果造成大出血,休息了一个多月才缓过来。还有一次,我们车间怀着大肚子的佟纪英和我们一起干活,第二天没来上班,一打听,原来昨晚上生下了双胞胎。我一听,吓了一跳,哎呀!如果昨天在搬动机械时出了事,这不是闹下糊糊事了。自己那时太年轻不懂事,现在每每想起,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更是对不起女同胞!可是自负盈亏的手管局小企业就是这么苦,按人头下任务,真是没办法!

  我也是在那年炉火旁的“大干”后得了重病,◆●△▼●在山大医院幸运遇到神经内科的孙之洞和李守俭医术高超的二位大夫,不仅保住了性命还活到现在。可是多年来我心中装着一件事,感到人的命就是天注定,▲●…△人生好无常啊!记得住院前我和闫纪师傅有过一次对话:我说我是耳朵响的不行。他说,我的头天天痛。我说,我要住院了。他说,不去!我就不相信头痛能要了命!结果一语成谶!我住院刚几天闫纪就住进了医院,而且我们俩都住在一个病房,脚对脚。我俩前后的开颅手术都是李守俭大夫做的。手术做完不久,我就转到东岗小医院了。听说阎纪后来也出院了,可是过了不到3个月又复发了,又去医院看,大夫说,没有办法了,一年后他就病逝了。当年闫纪也就四十多岁吧,一个好端端的小五金师傅就这么走了!他的老婆是扫马路的,闫纪走了,★◇▽▼•她的生活可想而知,也不知道她多少年来过的怎样!★-●△▪️▲□△▽

  我在三五金工作了26年,和师傅、徒弟们结下了深深的情意。我的师傅李清明、宋连发、娄珍莲、李抗英、范凤娇、聂秀珍、袁恒德、邢三货和胡顺奇等等师傅,他们在做人,工作方面对我帮助很大,让我一生受益!

  再说说我的徒弟尚惠来,小名大宝,这个徒弟真是又憨厚又愚笨让我哭笑不得。比如拿着一瓶罐头左比划右比划就是打不开。他父亲是我们厂的老工人,临终时对我说,亮明,我把儿子交给你了。当时我感到很难过。我和大宝相处多年,出差带过他,工作中照顾他。我在病中,大宝陪侍我,照顾我多日,这种情分我永记心中。大宝也是没有退休就因直肠癌去世,当年也就50多岁吧,让我难过多日,师徒一场也是缘分。

  几十年来,我脑子里回忆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赵福生,那个身材高大,面目英俊的小伙子;闫聚财,那个头脑灵活,口才出众的工农兵大学生;侯开凤,那个心存善良、开元棋牌工作认真的老高中生,还有不善言谈的霍改珍,还有挺能吃苦的侯修礼师傅……我想不起来了!他们有的英年,有的中年早逝。我的心在隐隐作痛,总想,是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工作环境太差,是不是我们的手工劳动强度太大,是不是我们的劳动保护做得不够,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有其中的因素呢! 许多老前辈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小小企业,不易察觉的,静悄悄走了,我们怀念他们!

  我还记得那年给闫聚财拜年打电话的情景;聚财,你猜猜我是谁?他说,听不出来。我是亮明!哎呀,亮明,没有想到你给我打电话……显然,电话那头的聚财非常激动。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聚财就走了,人的一生真是无常!我与他对话的声音时常就在耳边。

  再说说李守俭大夫和我们厂的缘分:据说,李大夫是山西医科大的高材生,那年被分配到我们厂里实习,我那时在厂里住,一天出出进进多少次,几乎天天和李大夫碰面。在我的印象里,人家就是个文化人,人长得文质彬彬,为人处世和善,说起话来带着幽默。记得我还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开颅!我一头雾水,开什么颅?他说,就是头上打眼。这些话李大夫肯定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分配到山大医院神经内科当了大夫。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的头就是李大夫开的!人生中的许多事真是不可预料啊。多少年来,直到现在,只要是我们厂的职工或者家属,不管谁有病求助与他,李大夫都是热心帮助。我一直铭记李大夫的救命之恩!现在李守俭大夫已经是退休的老人,可精神矍铄,每周周三还在山大一院神经内科坐诊。愿他幸福长寿!

  这就是当年的傅家巷一号院的旧址,也是我们转业军人的宿舍。庙前街老居民熟悉那个卖油、盐、酱、醋的“小铺铺”就在这个口口上

  我们厂从50年代街办小厂“太原市车锯厂”到“手管局”下属小企业“太原市三五金厂”,再到“二轻局”还是“新型材料建筑公司”所属企业“太原市建筑仪器厂”,“太原市建筑机械制造厂”。半个多世纪以来,厂里的领导更换了多次,他们在不同时期的领导岗位上,为我们厂做出努力和贡献。但是对我影响较深的是武铁生、刘神经、李再秀、李有新、陈德正、任华、王福英、孙改卿、仇素荣……

  从左到右第一排:老红军 吕亮明 老朱 陈德正 李有兴 王福英 左九武天更

  这是我手术出院上班后和“太原市建筑机械制造厂”厂领导,党代会成员坐在一起留影

  我记不得陈德正是我们厂的第几任书记,但陈书记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人。据说,陈书记参加过解放战争,在部队曾任炮兵十四师营参谋长。是1958年从“北炮”转业到太原市“手管局”,曾经在三个单位任厂领导。陈书记和他的爱人都是河南人,她的爱人也在我们厂当过喷漆工。两口子为人和善、诚恳。因为陈书记和我都曾是军人,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他的工作带有部队军人的作风,敢说敢干,对我们要求严格。虽然工作上毫不含糊,但对于我的个人及家庭问题很关心照顾。虽然他有6个儿女,但是他对于我的身世抱着同情之心,把我当成他的亲人,经常聊部队生活,聊家庭和人生,无话不谈,让我非常感动!想想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军队干部,转业在一个自负盈亏的“手管局”单位,毫无怨言将后半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这个小小的企业,怎能让人不敬佩!

  去年,91岁的陈书记与世长辞,寿终正寝。我一生怀念、感恩我们的老书记陈德正!

  这是我的党员证书,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曾经“三五金厂”的厂长武铁生,还有老师傅武天更。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组织上的关心支持!

  “三五金”在我们的记忆里,随着时代的变革,我们厂就如大海里的一叶小舟起起伏伏。几十年来,有多少大的国有企业兼并、破产、职工下岗、……而我们这个在太原市名不经转的曾经的“手管局”下属小小的自负盈亏的企业,竟然“活”到了现在! 想想我们厂过去曾经是“手管局”的八大公司之一(五金家电、鞋帽服装、糖业烟酒,饮食服务……)虽然也是经历了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的历次合并、改制、搬迁……一届届的领导班子和新老职工都为这个企业做出努力,我们厂在大风大浪中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实属不易!!

  我们这代人继承了老一辈的奋斗精神和精湛的手工艺——小到几厘米的戒指,大到千斤重的锯石机;我们厂搭建了太原市解放路第一座公交站台,给天南海北的建筑企业提供产品;我们试做煤气灶,批量制作钢门窗;我们给西山矿务局制作釉型支架,给高速公路制作隔离栏……想想那个时期的环境,简陋的厂房和设备,我们的工资报酬远远低于许多国有企业。我们有过失败,有过挣扎,但我们凭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在众多国有企业的夹缝中生存!我们是整个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代人为共和国的建设,为百业待兴的国家出过力,流过汗,做过贡献!我们为之而骄傲!我们有义务让孩子们了解我们这代人的过去,让他们知道我们那时候的艰辛,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大家在一起聚餐 前排右二为李守俭大夫(他曾经是我们“三五金厂”的实习大夫)

  1969年——2019年,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批当年风华正茂的社会青年,知青,已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今年5月由“青春记忆三五金”群主翟来福和吴丽萍等人的热心召集下,我们1969年入厂的40多位老职工团聚在一起。当年的大姑娘、小伙子都变成老头、老太太,经过仔细辨认这才渐渐看出当年的影子。回想当年的经历,大家唏嘘不已!为我们晚年赶上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共同祝福吧!

  现在我们的厂已经改制为“太原市东岳实业有限公司”,无论从环境、规模、资金和人员素质都不能与我们那个时候同日而语。愿“东岳”的明天更加美好!

  (由于时间久远,记忆力欠佳,在叙述过程中不免出现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等方面的不妥及错误,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也可以在文章后留言,我万分感谢!)